佛教与中国帝王

...未知2010-06-30 06:35

佛教与中国帝王

佛教东传中国,与中国文化融和,产生了“佛教中国化,中国佛教化”的现象。千余年来,佛教能在中土扎根,繁衍枝叶,开出美丽的花朵,除了早期的译经僧来华,译经事业得以开展,各宗派的成立、弘扬,藏经印行,高僧弘化,佛教义理的普及,以及僧团的建立、改革外,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护持,更是一项重要因素。

中国历史上护持佛教的帝王

中国历史上,与佛教因缘深厚的帝王相当多,或与高僧往来,或礼僧侣为国师,辅佐朝政,或更有帝王舍弃王位出家,他们护法的精神,在历史上传为佳话。

今依据朝代的递嬗,将之划分为四个时期,介绍说明如下:

一、东汉至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

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后,到了魏晋五胡十六国期间,国家、社会长期处于战乱,这些战乱的原因,大半来自王室的分崩离析,权力斗争,贵族间的倾压等,一时天灾人祸,百姓困苦不已。

佛法的弘传,除了靠出家僧侣外,要解除当时人民的苦难,帝王的力量自是不可忽视,因此,道安大师曾说:“今遭荒年,如不依国王,则法事难立;普施教化,自必广弘流布。”佛教与帝王关系的密切,可见一斑。

东汉明帝

中国佛教的起源:佛教初传中国,有各种说法,其中比较古老而最负盛名者,当推后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,据晋袁宏《后汉纪》的记录:“初,明帝梦见金人,长大,项有日月光,以问群臣,或曰:“西方有神,其名曰佛,陛下所梦得无是乎!”于是遣使天竺,问其道术,而图其形像焉。”此一说法被视为中国佛教的起源。

佛道比法,启信护持:根据《汉法本内传》记载,在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来到洛阳后,汉明帝永平十四年,有道士上奏,声称欲与佛教僧侣论理比法。道士宣称点火不烧圣典,不料竟付之一炬,而佛陀舍利却放出五彩光芒,围观者无不惊讶叹息。一时,道士及宫中妇女等数百人,发心出家修道。朝廷于是敕令建寺安僧,是为佛教初传的佳话。

东汉桓帝

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:桓帝在“宫中立黄老、浮图之寺”,“设华盖以祠浮图、老子”,将佛陀与黄老并行祭祠,把佛教看做是黄老道术的禳灾祈福,以求福延寿,长生不老。虽然如此,他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。

魏陈思王

中国梵呗的滥觞:魏国陈思王曹植奉行佛教,长于文学。曾经在游历鱼山(今山东)时,听到空中梵天唱诵,内心感动不已,与之相和而创作梵呗,这便是中国梵呗唱诵的开始。

石勒、石虎

方便度化,消弭杀戮:五胡十六国时,佛图澄见后赵王石勒残杀无辜,心生怜悯,于是以神通、咒术等方便度化石勒,石勒自此皈依佛教,尊称他为“大和尚”。石勒死后,暴虐残忍的石虎为后赵王,因佛图澄救活其爱子石斌,因而对佛教产生信心,使百姓免于多次的杀戮之灾。

尊僧度僧,佛教兴盛:石虎由于受到佛图澄的感化,因此将诸多幼子送至寺院学佛,每年佛诞日,亲自到寺中为诸儿发愿;颁令全国,准予人民信奉佛教,允许汉人出家为僧。在石虎的护持下,佛图澄兴建的佛寺达八百九十三所,受业弟子近万人,华北的佛教因此兴盛,《高僧传》中形容:“佛法之盛,莫与之先。”佛教繁荣之景由此可见。

前秦苻坚

礼敬三宝:前秦王苻坚平生礼敬三宝,优遇高僧僧朗、道安等法师,并且躬聆讲说。他在迎道安法师到长安时,曾说:“朕以十万大军攻下襄阳,却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。”这“一人”指的是道安大师,“半人”则指习凿齿。他以殊礼恭敬大师,并谘以大政,可见苻坚对道安大师的推崇备至。

护持译经:道安大师驻锡于长安五重寺时,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,致力于经典的翻译、注疏,一时长安成为当时的译经中心,另外,他也制订僧团规矩,令弟子分散各地弘扬佛法。佛教能于中国生根发展,道安大师具有相当的贡献,其中受到苻坚大力的护持,其力量不可忽视。

此外,苻坚曾送佛经、佛像至高丽,为韩国、日本有佛法之始。

后秦姚兴

迎请罗什大师:前秦苻坚对鸠摩罗什相当仰慕,派遣大将吕光西征往迎,不料,在回程途中,吕光听到苻坚过世的消息而于凉州自立为王,鸠摩罗什也就滞留当地十余年。一直到姚秦时,姚兴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回中原。

护持译经:姚兴颇具善根,他尊鸠摩罗什为国师,经常一起研讨佛法;更设立逍遥园,恭请鸠摩罗什大师译经说法,全力护持,而他自己也参与译经工作。当时,有僧略、僧肇、僧叡、僧迁、道树、昙顺、道垣等八百多位法师协助译经,译出的大量经、论,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,姚兴可说功不可没。

姚兴精进禅修,研读佛经,曾着有《通三世论》及《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》,安成侯姚嵩受姚兴影响,也虔诚信仰佛教。

中国僧官制度之始:为僧团设立僧官以规范僧团,是姚兴对中国佛教另一重大影响。他敕命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僧为僧正,僧迁为悦众,法钦、慧斌任僧录,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滥觞。

二、南北朝时期

南朝

南朝王室变迁,更相迭起,大部分的帝王都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,尤以梁武帝最负盛名。由于帝王对佛教的保护,外国僧侣来华的情况盛行,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,启发对经典的研究,为往后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梁武帝:在位四十八年,以佛法治国、整理内政、文教,是南朝政治、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。

梁武帝起初研究儒学,后逐渐为佛教高妙之理所慑,他在《舍道归佛文》中说:“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,不愿依老子教暂得生天。”天监十六年(西元五一七年)废除天下道观,令道士还俗。后来更在撰述的《断酒肉文》中坚誓素食,并下诏宗庙不得用荤食祭祀。中国僧众素食之风从此建立。

梁武帝受菩萨戒,有“皇帝菩萨”之称;随皇帝同时受戒者,有四万八千人,其影响力之大,可见一斑。梁武帝常行普同供养,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,如无遮大会、平等大会、盂兰盆会等。四次舍身同泰寺时,为四众讲经,这是历朝帝王中前所未有。梁武帝也热心于佛教教理的研究,著作有《涅槃经》、《大品经》、《净名经》、《三慧经》等义疏百卷,其佛学造诣深厚,有以见之。

相传武帝的皇后郗氏,性好嫉妒,往生后堕为蟒蛇,痛苦不堪,因而求助于武帝。武帝为超度其夫人郗氏,制作《梁皇宝忏》,请僧礼忏。这部忏法,绵延千余年,至今仍旧不衰。此外,武帝也躬自阅读经藏而协助编修《水陆仪轨》,并设水陆大斋,使得冥阳两利,恩被古今。在位期间,创建光宅寺、开善寺、同泰寺等著名寺院,其中更为追荐父母而建大智度寺与大爱敬寺。据说,梁武帝在寺中行供养之际,对父母孺慕之情,油然而生,往往哽咽饮泣,左右使从无不感动流泪。

梁武帝亲自撰述佛书、提倡译经事业、建造寺塔、讲经法会,乃至于舍身、放生、布施等,在位时,寺院增加八百余所,僧尼增加五万多人,为南朝的佛教灌溉出美丽的花朵。在佛教历史上,与印度的阿育王,一东一西,相互辉映。

梁朝之后的陈高祖、文帝、宣帝等,也都是信奉佛教的帝王。整个南朝帝王护持佛教的情形,在杜牧脍炙人口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犹可窥见。

北朝

在北朝史上,经历有二次毁佛事件,对佛教的伤害相当大。然而,随着毁佛事件的主其事者相继过往,复兴佛教的事业也随之展开,如文成帝、献文帝、孝文帝、宣武帝等,为佛教带来另一片生机。其中,以沙门昙曜协助北魏诸帝的复佛成就最大。当时的僧只户和佛图户,不仅稳固了佛教教团的经济基础,对于当时国家、社会的重要设施,和安定人民百姓的生活也有很大的贡献。另外,在北魏复佛中,以佛教艺术的发展最为灿烂,包括寺院的建筑、佛像的雕铸等,其中以云冈石窟的雕凿更是给予中国佛教美术莫大的影响,石窟中,象征皇帝的佛像,高达六十尺以上,《魏书.释老志》形容其“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”。之后,龙门、巩县等石窟相继并起,云冈石窟成为亚洲佛教美术的根本。

北魏文成帝——下诏复佛,注入蓬勃士气

北魏文成帝在废佛的太武帝驾崩后继位,随即下诏复佛,其具体措施有:

人口众多之处允许建筑寺院,费用不加以限制。

身家清白,性情善良者,不限年龄,可准许出家,大州五十人,小州四十人,边境可度十个人。

据闻,诏令下达当天,即有人开始复建被破坏的佛寺,藏匿的佛像与经书也纷纷出现,为佛教的复兴注入一股新士气,尤其任命沙门统昙曜负责复佛事业的推展,对北魏佛教发展的贡献相当大。

北魏献文帝——铸像筑塔,佛教都市呈现

北魏献文帝深信佛教,常读经论,也好老庄之学。在位虽仅五年,然对佛教亦多有建树。他曾在西岭鹿野苑建石窟寺,有“凿仙窟以禅居,辟重阶以通术”的美称。

皇兴元年(西元四六七年),献文帝于京都平城建造永宁寺,它是一座七级佛塔的建筑,高有三百余尺,规模之大,蔚为天下第一。此外,他也建筑了一座三级的石造佛塔,这座佛塔的栋、楹、榱、楣等,都是用石头交相重叠组合而成,其精巧严密,是京都一大壮观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述,当时京都平城佛法兴盛,佛塔高耸,互相可望,法轮东转,此为最上。平城由于这七层和三层的佛塔屹立,而呈现“佛教都市”的景观。

三、隋唐时期

隋代

佛教在北周武帝时受到很大的伤害,由于隋文帝与炀帝积极复兴,为中国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稳固的基础。

隋文帝

结束纷争,下诏复佛: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,即位后,下敕:“好生恶杀,王政为本。”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,行道日禁绝杀生,修复荒废的寺院,奖励建立寺院。开皇十一年(西元五九一年),诏称:“朕位在人王,绍隆三宝,永言至理,弘阐大乘。”此后,不论公私,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,从皇帝、皇后到庶民、信众,皆行敬施,供养绢疋、净财等。

造寺抄经,僧众教化:文帝在位期间,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,抄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,整理经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,造石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,修复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,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。此外,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,启建舍利塔,共有八十三处之多,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,影响后世极大。

隋文帝兴建大兴善寺为国寺,殿堂雄伟宏大,是隋唐以来,长安最大的佛寺,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。文帝在此设有“二十五众”执行佛教教化的工作,所谓“二十五众”,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,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。另外又设五位熟谙诸经论的“五众”,从事弘法教化。因此培养了许多学者僧及教化僧,提升佛法研究及对大众的教化工作。

宿植善根,简朴淡泊:隋文帝在冯翊(陕西大荔县)出生,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。七岁时,尼师告诉他:“儿当大贵,从东国来,佛法当灭,由儿兴之。”十三岁时,才回到父母家。隋文帝性喜简朴,喜欢寺院里的钟声,偏好豆类制品,曾自言:“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。”文帝登位后,尼师已圆寂,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,并且亲自作传纪念,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。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,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发心,不难想见。

隋炀帝

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,有人以为他好大喜功,劳役百姓,但也有人以为他为国建设,福利社会。尽管如此,他对佛教的贡献,却是不可磨灭的。

敬僧迎僧,建立道场: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,笃信佛教,为扬州晋王时,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,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,法号“总持菩萨”,他也敬赠“智者大师”名号,相惜之情,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。

隋炀帝即位前,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。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、法云二佛寺。其中,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,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,是为江南一大盛事。另外,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,高僧彦琮、智脱、法澄、法论、智炬等,皆曾住此大振法雷,讲学之盛,冠于当世。

启建道场,弘扬文教:大业三年(西元六○七年),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、僧侣来华留学,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,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,举办讲座、法会,从事经典的校勘等。

隋初来自印度的高僧如那连提耶舍、闍那崛多、达摩笈多等,陆续应请入住长安,从事翻译工作,到了炀帝时,更在洛阳设立翻经馆,网罗译经人才,对佛教的文化、教育事业可说相当重视。

隋朝立国虽仅三十余年,然政治的统一,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稳定发展,加上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,上承南北朝讲经、禅坐之风,下开唐宋各宗大盛之门,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转捩点。

唐朝

佛教在隋朝奠定复兴的基础,唐高祖统一全国后,由于帝王对佛教的护持,使得中国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顶峰,各宗争鸣,百花齐放,高僧辈出,随着国家的威势,将佛法传播到东亚各地区。佛教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成熟期,呈现完全的“中国佛教”,在中国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与成就。

唐太宗

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,他广纳谏言,知人善用,轻赋宽刑,海内升平,威及域外,世称贞观之治。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政教合一的典型时代。太宗护持佛教,崇敬三宝,历代罕见,因此在大唐盛世,高僧硕学辈出,译经事业空前大盛,尤其佛教寺院林立,佛画推陈出新,诸宗并弘,文物灿然大备,为中国佛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。

祈福建寺,度僧护法:唐太宗即位后,诏请有德高僧为国祈福,在七处战场建立寺院,延请有德僧侣住持,令朝暮钟鼓不断,举行超度法会,以慰亡灵。他曾下令全国三千七百多所寺院,每一寺院度僧五人,授权地方官府度人出家。

唐太宗为报答亲恩,将自己的旧宅改为兴圣寺。他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,亲自撰写疏文,自称“菩萨戒弟子”。

崇敬三宝,护持文教:唐太宗对高僧大德相当礼敬,曾礼请华严祖师杜顺和尚入宫,畅谈佛法,赞叹和尚:“深得我心。”因而赐号“帝心”。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,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,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,但都为其所婉拒。后来,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,寺内设置翻经院,一切的经费由国家供给,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。玄奘大师白天与太宗论道,晚上译经,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,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础。

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,曾研读《菩萨藏经》,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;并亲赐《瑜伽师地论》序,刻于石碑,即闻名至今的“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”。太宗于驾崩前,专注于佛法研讨,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,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,未能好好弘传佛法。事实上,他一生崇法护法,礼遇高僧,促使唐代佛教兴盛,功不唐捐。

唐高宗

译经事业的护持:唐高宗与佛教有相当因缘,当他还是太子时,依玄琬法师受菩萨戒;即位后,为感念母恩,在长安建造大慈恩寺,设立译经院。高宗的太子李显出生时,便皈依玄奘大师,法号为佛光王,并设斋供养五千僧众。

高宗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对译经事业的护持。太宗崩殂,玄奘大师驻锡大慈恩寺,全心从事译经工作,译场开支,全由高宗供养。此后,玄奘大师也陆续在洛阳积翠宫、玉华寺等从事翻译工作,译有《大般若经》、《大宝积经》、《成唯识论》、《唯识二十论》等等,都是佛教经典中的巨擘。

麟德元年(西元六六四年),玄奘大师圆寂,高宗痛失国宝,为此暂罢朝政,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。

武则天

武则天原为宫中才人,太宗驾崩后,被安排到感业寺出家。再度入宫时,得到高宗的宠爱,被册封为皇后。高宗驾崩,废中宗,立睿宗,后来自登帝位,改国号为周,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历史上对她的评价毁誉参半,然而她信仰佛教,精通义理,承继太宗、高宗时的謢佛事业,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热潮如日中天,功德难量。

奉佛于道教之上:武则天是个虔诚的佛弟子,唐朝以来的帝王都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,武则天即位后,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,僧尼处道士、女冠之前。她以五戒教育世人,并以佛法治国。义净从天竺返国时,带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经、律、论及佛舍利三百粒。武后亲自到东门外跪迎。

护法济贫:武后奖掖华严,曾亲自参加《八十华严》的译经工作,完成时,特制御序;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讲《华严经》,深获武后赏识,赐号“贤首大师”,后来法藏大师更以镇殿“金师子”诠释华严深奥之理,令武后更加佩服,特赐“康藏国师”之号,华严宗由于她的护持,更加兴盛。此外,武后设立悲田养病坊,帮助贫病者。

开经偈的流传:武后深具才华,文笔流畅,除了为《新译华严》作序外,也曾作《方广大庄严经序》和《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》,显示她对佛教义理的深入与实际的体证。尤其她所写的“开经偈”:“无上甚深微妙法,百千万劫难遭遇,我今见闻得受持,愿解如来真实义。”千百年来,为佛子所赞颂不绝。

开凿石窟: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在唐代能光芒四射,武后的提倡,功不可没,尤其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的开凿,最负盛名。据闻,武后为了这尊佛像的开凿,“助脂粉钱二万贯”,并主持开光仪式。大佛呈现的宏伟气魄,正是武后与当时大唐盛世的精神写照。

四、明清时期

明清时期,佛教虽不似隋唐时期各宗派的光辉灿烂,但已深入人心,不再被认为是外来宗教,有所谓的“家家弥陀佛,户户观世音”。

清初时,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以及乾隆等皇帝虽然兴儒,但对于佛教也相当尊重、提倡,是清朝佛教的黄金时期。

顺治皇帝

宿慧善根,欣羡出世:顺治皇帝笃信佛法,个人精进参禅,与玉琳国师的往来,在历史上传为美谈。数度想出家未成,著名的《赞僧诗》,表达了他对出世修道的欣羡。

康熙皇帝

迎请高僧,重振佛教: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,将隐于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请至京师,使明末以来衰微的佛教,重现生机。他振兴佛教,出版藏经(于康熙五年,即西元一六六六年,开版《续藏》二三七部、《又续藏》一八九部,至康熙十五年,全藏始完成),并拨款重修普陀山普济寺、金山寺、天竺碑文等。他曾说:“能仁之量,等于好生;佛道之成,关乎民隐。将使般若之门,随方而启;仁寿之域,举世咸登。”自谦弱冠之时,研诵经史,未暇读览金经贝叶,尊崇佛教之风,油然可见。

雍正皇帝

矫禅门之病,倡念佛法门:雍正在位时,礼喇嘛章嘉活佛为国师,在参禅方面,颇有造诣,自称圆居士,曾撰《御选语录》及《拣魔辨异录》。他为了矫正禅门弊病,鼓励脚踏实地修行,以莲池大师为模范,提倡净土法门,促使念佛成为各宗派的基本修行,对于近世佛教的影响很大。

乾隆皇帝

刻印经藏,龙藏传世:乾隆皇帝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刻经及翻译事业的发展。乾隆三年(西元一七三八年)完成了我国历代各版钦定大藏经中部帙最大的《龙藏》,共一六○○余部七千余卷,工程的浩瀚,古今少见。乾隆二十二年(西元一七五七年)作《如来大藏经总目录》;二十四年,编纂汉、满、蒙、藏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;其后,又以十八年的时间,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,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州语,对于藏经的刻印有卓著的贡献。

中国历史上的盛世,都与帝王护持佛教,以佛法治国有关,而中国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护持下,遍撒菩提种子,开出灿烂的花朵,不仅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文学、艺术、文化、社会等,更影响了现在的韩国、日本、越南等地佛教,形成北传大乘佛教系统。

今日的政治体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,我们真心盼望佛教的慈悲、平等、尊重、包容的精神,能够在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下继续发扬光大,启迪人心,为百姓谋福祉,成为净化社会永远的清流。